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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煎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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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茶法不知起于何时,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又经修订,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稿。《茶经》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后,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诞筠撰《采茶录》,皎然、卢仝作茶歌,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上竹下吕]、炭挝、火[上竹下夹]、[钅复]、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上竹下夹]、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诞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量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道筠、皮日休、陆伟蒙、齐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上艹下三个田字]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诞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的《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钅复]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斐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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