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前，隋时就有僧人献茶於帝王者，明代顾元庆《茶谱》引述：“隋(元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在江都(现江苏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天台茶到替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朝开元中(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分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茶叶作贡品，一些贪图名位、求官谋职之士，阿谀奉承，投其所好，将某此地方品质特异的茶叶贡献皇室，以求升官发财。随着皇室、官吏饮茶范围的扩大，逐感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贡焙)就产生了。唐朝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兴盛之期历时长达605年。在唐朝，产制规模之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朝延要花“千金”之费生产成串以上(每串1斤)贡茶，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宋代蔡宽夫《诗话》述：“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常州和湖州)二郡之间，以其萌苗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守庙，后赐近臣。”
每年初春时节清明之前，贡焙新茶―“顾渚紫笋”制成后，快马专程直送京都长安，呈献皇上。茶到之时，宫延中一片观腾，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就写下了此情此景，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秦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寻春，喝得半醉方回宫，这时宫女手捧香茗，从御门外进来，那牡丹茶般的脸上露着笑容，启口传奏新到紫笋贡茶来了。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唐德宗公元785―804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当时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
唐代诗人袁高曾写有一首长诗《焙贡顾渚茶》，又名《茶山诗》，反映了顾渚紫笋贡茶采制役工的艰辛和对此表示的愤慨。袁高，字公颐，唐建中年间，拜京畿观察使，后坐累，贬韶州剌史，复拜给事中。唐宪宗时，官为礼部尚书。在唐宪宋时，官为礼部尚书。在唐德宋建中二年(公元791年)，袁高担任督紫笋贡茶的湖州剌史。《茶山诗》去：“……动辄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昨与茶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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