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于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元代制作精细、成本昂贵的团茶数量大减，而制作简易的末茶和直接饮用的青茗与毛茶已大为流行，以致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辽皇族后裔、元初名相耶律楚材(1190-1244)，居然也好几年喝不到好茶叶。他在西域从王君玉处获得一点好茶叶，情不自禁地一气呵成数首诗，现录两首如下：长笑刘伶不设茶，胡为买锸漫随车。萧萧暮雨云千顷，隐隐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瓯吴地运，金山佳水楚江赊。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地位如耶律楚材者也难得到好茶，足见元代的茶业之衰落了。
在元代饮茶简约之风的影响下，元代茶书也难得见到。连当时司农司撰的《农桑揖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书中，有关茶叶栽培和制作的记载，也几乎全是采录之词。元代专门的茶书数量极少，有待发现。元末举乡荐的朱升(1341前后)就曾为茶书《茗理》题过一首诗：一抑重教又一扬，能从草质发花香。神奇共诧天工妙，易简无令物性伤。诗前有序，云："茗之带草气者，茗之气质之性也。茗之带花香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抑之则实，实则热，热则柔，柔则草气渐除。然恐花香因而太泄也，于是复扬之。迭抑迭扬，草气消融，花香氤氲，茗之气质变化，天理浑然之时也。"
不过，在元代的诗文之中，仍有不少写茶的作品，如马臻(1290年前后)的《竹窗》："竹窗西日晚来明，桂子香中鹤梦清。侍立小童闲不动，萧萧石鼎煮茶声。"萨都剌(约1300-?)元统三年(1335)写有一诗，自注说："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其诗曰："春到人间才十日，东风先过玉川家。紫徽书寄钭封印，黄阁香分上赐茶。秋露有声浮薤叶，夜窗无梦到梅花。清风两腋归何处，直上三山看海霞"。洪希文(1282-1366)的《浣溪沙·试茶》词，则另有一番情趣："独坐书斋日正中，平生三昧试茶功，起看水火自争雄。热挟怒涛翻急雪，韵胜甘露透香风，晚凉月色照孤松。"这些诗词，展现了一种茶道古风的要义，拓落出尘的心境。而最能体现茶人走向自然，发扬道家冥合万物思想的，则是杨维桢(1296-1370)撰写的《煮茶梦记》：铁龙道人卧石床，移二更，月微明及纸帐，梅影亦及半窗，鹤孤立不鸣。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道人乃游心太，雍雍凉凉，若鸿蒙，若皇芒，今天地之未生，适阴阳之若亡，恍兮不知入梦。遂坐清真银辉之堂，堂上香云帘拂地，中著紫桂榻，绿璚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示，焕煜爚熠，金流玉错，莫别爻画，若烟云日月，交丽乎中天。欻玉露凉，月冷如冰，入齿者易刻。因作《太虚吟》，吟曰："道无形兮兆无声，妙无心兮一以贞，百象斯融兮太虚以清"。歌已，光飙起林末，激华氛，郁郁霏霏，绚烂淫艳。乃有扈绿衣，若仙子者，从容来谒。云：名淡香，小字绿花。乃捧太元盃，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寿。予侑以词曰："心不行，神不行，无而为，万化清。"寿毕，纾徐而退。复令小玉环侍笔牍，遂书歌遗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天无形兮四时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复何仙。"移间，白云微消，绿衣化烟，月反明予内间，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尚隐隐于梅花间，小芸呼曰："凌霄芽熟!"
在这短短的400多字中，作者描绘出了一幅倾听自然的音律的图景：在夜移二更之时，月照梅影之际，命令童仆汲来清冷的泉水，点燃枯槁的湘竹，烹煮清香的茶叶。于是，作者心游缥缈无际的天空，飘入纯净明洁的月宫。阅读文采华丽的《易》集，眼观变化莫测的爻画，吟咏空灵虚静的诗章，接受绿衣仙子的祝酒，于是，作者的胸中涌动起创作的激情，挥写下心中的一首歌：道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天没有行迹，而四季变化就是语言。无所不包在自然之道，存在运行于后天之先;掌握了"天天之先"的妙道，又何必再求什么神仙?收合神思，才知是在梦中。读着这篇文字，不禁使人想起了庄子。他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宇宙大花园里无拘无束地飞舞。茶人则是由茶釜中滚沸的沫饽，想到以明月为伴，太空为友，人、茶、环境浑然一气，感受到空灵虚静的茶道精神。
《煮茶梦记》可以说是元代硕果仅存的奇思妙想，体现出追求质朴、自然、清静、平和的特质，又伴随着浪漫精神和浩然之气的内涵。在宋、明两代不同的茶书潮流中，这篇文章成为横亘其间的桥梁。
尽管元代茶书的撰写掉到了历史的最低谷，但茶文化精神并未从中国大地消亡，一遇合适的时机，它又会萌发、开花、结果。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登上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执行了与民生息的政策，社会初安，经济发展，饮茶雅事于是又再度兴起。在整个明代，编撰茶书蔚然成风，各种见解异彩纷呈。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知的明代茶书达50多部，相当于从唐至清时期茶书的一半。
但对于明代众多的茶叶著作，有的专家学者评价并不高，认为内容大都围绕《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这需要具体辨析。
一方面，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搜集。朱祐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曰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3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诗歌8首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均为1588年);屠本畯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文字编成《茗芨》(1610年)，颇似茶书资料分类汇编;夏树芸"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他书籍，编《茶董补》(1612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徐〓从20多种书上辑录有关蔡襄和建茶的文字，汇编成《蔡端明别记》;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成《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学著作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勘、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搜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衷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年不能尽与时合"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侯、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明代的许多茶学著作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朱权撰《茶谱》(1440年前后)凡2000字，除绪论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他反对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烹饮法，就是缘自自己心得体会的独到见解。作者在绪论中说："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万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权之后，还有很多的继者。田艺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虽汇集历代论茶与水的诗文，却分类归纳为9种水性，既有评论又有考据，有些持论还相当切实。徐献忠撰《水品》(1554年)，品评宜于烹茶的水，虽有一时兴到之言，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亦自有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1570年前后)，讲述烹茶方法和饮茶的人品、伴侣及兴致，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陈师撰《茶考》(1593年)，略有所见。虽是随笔记下古今烹茶法的变迁，但有些却是独家新意，故卫承芳跋赞其"晚有兹编，愈出愈奇"。张源撰《茶录》(1595年前后)仅有1500来字，却是长期钻研的心得体会。他"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顾大典序)。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他总结累积的经验撰写《茶疏》(1597年)，论述产茶品第和采制、收贮、烹点等方法颇有心得。罗廪自幼喜茶，后"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他取得丰富实践经验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论断和描述大都很切实。熊明遇撰《罗〓茶记》(1608年前后)，闻龙撰《茶笺》(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茶系》和《阳羡茗壶系》(1640年前后)、冯可宾撰《〓茶笺》(1642年前后)，均有亲身经验，所叙也各具特色。实践出真知，明代茶书的创新是与作者积极参与茶事密不可分的。
假如明代茶书也要像《水浒传》写的梁山好汉一样需要排座次的话，毫无疑问，朱权的《茶谱》当之无愧该坐第一把交椅。这并不是由于朱权为一位王爷，而是其以茶雅茶，别有一番怀抱，并且大胆改革传统的品饮方法茶叶品牌具，为形成一套简单新颖的烹饮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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