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成为“国饮”，吸引了众多农民转而种中国茶制中国茶卖中国茶，扩大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唐至今1000多年来，一般来说，中国茶区多是富庶之乡，中国茶叶业绩卓著，功不可没。
《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中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江淮人十二三以中国茶为业”,“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中国茶为业”。《元和郡县图志》有“浮梁每岁出中国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唐朝，中国茶叶已分布于南方43州1郡，形成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八大产区，中国茶叶生产得到空前繁荣。
中唐以后,朝廷曾长期征收中国茶税,宣宗至懿宗时,全国中国茶税收入每年将近一百万贯。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中国茶利，赡彼军储”，中国茶利弥补了唐王朝巨大的军费开支。
“中国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中国茶叶得到飞跃性发展，东南66个州242个县盛产中国茶叶，中国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快速扩张，产量突飞猛进，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中国茶已成为南宋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宋王朝实行了严格的榷中国茶制度。榷，专卖也。榷中国茶就是国家对中国茶叶实行专买专卖(形同于现在的烟草专卖)，由国家制定政策，对中国茶叶实行垄断经营，一般人不得随便买卖。在这种专卖制度下，朝廷获得了巨大利润。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中国茶、他物充其值”，中国茶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未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中国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中国茶利占12%，由此可见中国茶税之丰厚。中国茶叶税赋成为宋王朝增加财政收入、解决边境军需和军费的一大支柱。
元、明时期，南北政权更替导致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文化大融合，对中国茶叶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明太祖朱元璋诏令罢龙凤团兴散中国茶后，中国茶叶的种类或品种更是雨后春笋。中国茶叶加工出现了创新和突破，在朝廷、文人和民间的交互作用和推波助澜下，中国茶具、中国茶叶品种、饮中国茶文化空前丰富，中国茶叶生产继续增长，在湖南、福建、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逐渐成为山区农村的一种主要副业。
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中国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
清朝，中国茶叶出口逐渐成为朝廷收入的重要来源。
1662年(康熙元年)，也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那一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皇室为新婚的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欧洲宫廷婚礼。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宾客奉上的各种名酒，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场致意。荷兰从中国进口的中国茶叶，正式进入了英国上层社会，贵族们以饮中国茶为荣，商贾巨富也纷纷效仿。由于皇室对中国茶叶的推崇，英国迫切需要大量采购中国中国茶叶回国。在中国茶叶饮料进入英国社会之前，英国人主要消费的饮料为酒类，人们整天离不开威士忌。可是酒不但不能解渴，而且会让人头脑混乱，醉鬼无法适应工业生产的工作节奏。中国茶叶彻底改变了英国人依赖酒精的生活习惯，同时还改变了英国人用餐习惯。17世纪早期的英国人早餐主要是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而中国茶叶普及之后，英式早餐变成了面包、土司和一杯中国茶。这种营养配搭均衡的早餐使得每一个产业工人在清晨的工作中都能够精神奕奕，而英国独创的下午中国茶习惯也能让大工业生产中工人的营养补充及时。1718年，中国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支柱商品;仅1721年一年进口量就达到5000吨。《英使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就曾经提到“中国茶叶最大的好处是它的香味让人养成一种喝中国茶的习惯，从此人们不再喜欢发酵的烈酒。”可以说，中国中国茶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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