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一开始,“将军”与“茶人”始终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美,是将军与茶人争夺的重点。电影《寻访千利休》中有一个场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与耶稣会范礼安见面,让千利休(1522-1592年)解说茶道的精髓。事后织田信长对千利休“以一朵花挑战欧洲人”的美学力量很服气。然而他对这种力量的来源产生了兴趣,他问千利休: “发现美的价值由谁来决定呢?我吗? ”
千利休回答:“美,由鄙人来决定。我挑选的珍品能创造传奇。”
电影抓住了“将军”与“茶人”两种角色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谁当将军,谁当茶人,这种关系都存在着。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在董狐、齐太史四兄弟、南史氏看来,书写历史的权力是不可让渡给国君的。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美的标准是客观的,不存在抢夺的问题。所以,美学大家在我们不知情的历史里,不绝如缕地修炼并传承着美学。这些美学大家,也由那些科举文人兼任。
但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美学中充斥着角力与杀伐。比如他们发现樱花与切腹也有相似性,这就与中国人很不相同,鲁迅敏锐地察觉到“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周作人的表述与此类似,他说日本人善于别择,“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不重视科举在我们看来很不寻常,这也说明日本人对这件事有很强的态度。
织田信长在电影《寻访千利休》甫一露面,是用金子买文物。赵昌的画值一把金子,足利将军的传家宝一钱不值,千利休的一碗水中的月亮值一袋金子,全凭他,的感觉。
定价,既是对美的等级品定,自然也是权力的象征。
对幕府将军权力的顺应、引导与反拨,一直是茶人的志业,我们不妨将之看做是日本茶道美学发展的暗线。
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作者滕军介绍,在日本茶道界,一个茶道名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持有精品茶具。其次才是具备鉴别文物的能力。再次是“创意”,是在整个茶会编排中显示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修养不是靠读书获得,而是靠与名人的交谈而获得。
但幕府将军是最多精品茶具的拥有者。
倡导书院茶道的足利将军府上有不少中国龙泉窑、官窑茶碗,而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1423-1502年)只有一只福建汀溪窑茶碗。汀溪窑是仿制龙泉窑的民窑。汀溪窑粗糙、釉色发黄、刻纹不整,珠光为了衬托这个寒酸的茶碗,设计的茶室房顶用稻草,柱子用带着树皮的树干,墙壁是泥土和稻秸,窗梗是细木棍,茶室的面积只有8平米左右。膝军认为,这种纯朴风格的“选定”,更多是受条件的限制。日本茶道的祖师珠光由此创立了“草庵茶道”。
然而,坏市(属大阪府)那些“草庵茶道”的拥护者并非缺钱,而是要与幕府将军显得不一样。坏市是自由市,它的富商成立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决定课市与中央的关系。
1568年委员会组织力量与织田信长对抗。在日本战乱频仍长达一百年的战国时期,这里是日本最富有最安全的地方。
珠光之后的著名茶人武野绍鸥(1502-1555年)的父亲是坏市一等富商,绍鸥35岁返回课市的时候是坏市首富和商人领袖,因拥有最多精品茶具被公认为茶道界第一名人。
千利休的父亲是坏市大水产批发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成为武野绍鸥的弟子。织田信长勒令坏市三大茶道家千利休、今井宗久(绍鸥女婿)、津田宗及(父亲经济地,位仅次于武野绍鸥)成为他的“茶道侍从”(或称“茶头”)。今井宗久很知趣地将家传宝物全部献出。虽然千利休的茶道技艺超群,但鉴赏唐物的能力比不上见多识广的今井宗久,所以织田信长的心中,今井宗久才是第一。
等到丰田秀吉(1536-1598年)成为新一代霸主,他将千利休提拔为天下第一茶人。正是在这段时期,千利休将茶道普及到全日本。上层社会无人不习茶,不习茶者被视为非人。即使是没有茶的穷人,也爱用茶道方式摆弄米粉糊。
千利休被赐死,《茶之书》说是有人诬告他试图在茶中下毒毒死丰田秀吉。《南坊录》认为千利休木涉嫌僭越,以及茶会虚报开销。《吟公主》主张是利休女儿不肯嫁给秀吉。《寻访千利休》提到细川忠兴等领主自称是千利休弟子,天下才得以统一,这意味着秀吉的武功要打折扣。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南坊录》的说法“千利休办茶会,购买茶道具索价过高”可能是最有道理的。所谓“索价过高”,应该就是千利休所创造的“和物”,在茶道具市场上逼近了“唐物”,这造成丰臣秀吉费尽心机巧取豪夺的那些珍品逐渐贬值。秀吉自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千利休反对秀吉进攻朝鲜,与茶会中和物价格高到丰臣秀吉受不了,实质是一样的-一自由市的富商对独裁的挑战。记录千利休言行的《南坊录》的作者南坊宗启是千利休的弟子,不意外地,他也是出身于坏市的富商“淡路屋”,他的第三个身份是一休宗纯的再传弟子。茶道由此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循环。
另一个循环是,多年后,千利休的弟子古田织部被德川家康命令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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