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长安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 长安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是的故乡，的原产地；树的种植，的饮用以及药用，最早都是从中国开始的。陆羽在《经》里说：“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可见，作为一种益生饮品，的发现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的神农氏。传世的《神农食经》里就有“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而“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更是一则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其中的“荼”就是的古字。

陕西自上古的炎黄时候起，就已成为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区域，文化的种子也开始萌芽。当时的炎帝、黄帝部落主要活动于今日陕西宝鸡、关中一带。据《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故号‘神农氏’。”这位“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古代部落首领，他尝药、采的地方是否就在今日的陕西宝鸡、关中一带？尚有待考证。陆羽《经》里提到的那位 “鲁周公”，则指的是西周辅臣周公旦。因封地于鲁，故称鲁周公。《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训诂书，书中有“槚，苦荼”的记载，据说《尔雅》为周公所作。汉·司马相如《凡将篇》首次引“舛诧”入药物类，杨雄《方言》称“蜀西南人谓曰设”，许慎《说文解字》仔细区分“茗、荼”的音义。直到唐·陆羽《经》面世，方才揭开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篇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中国文化诞生于两汉之际，兴盛于唐宋之间，历经元、明、清三代，余波荡漾，至今不衰。其最初发源地则应在陕西，兴盛地则在唐长安。

长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更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长安自古以来，就是人文汇萃的地方，不但文化源远流长，也出现了不少人，更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长安文化现象。虽然神农氏采只是民间传说，虽然两汉有无饮习俗尚待考证，但唐代长安风满天下，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以至于“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京城长安风之盛可想而知。又据《凤翔退耕录》载：“元和时，馆客汤饮待学士，煎麒麟草。”有“麒麟草”之美名，也始于唐。另据《梅妃传》记载：“唐明皇与梅妃斗，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争辉，今斗又胜吾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悦。”这位聪颖机智的梅妃可算是最早的长安女人了。又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与僧道异人相往还。每至冬时，取溪冰敲其晶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煎而能选水，王休无疑是此道高手。说到煎用水，不能不提到李德裕。李德裕是唐武宗时宰相，尤精于辩水。丁用晦《芝田录》：“唐卫公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置驿骑传送，号曰‘水递’。”如此取水，虽然清致可嘉，却有损德，不足效仿。所以诗人皮日休有诗讥讽道：“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唐国史补》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坊曲必有大署，其门以烙黄为业者，灞浐水中常有，画至莫去者，谓之浸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为之也。”热黄是一种热病，有消炎、清凉脏腑的功效，当然可以治愈热疾。但风如此风行的结果也带来了弊病：热病虽然没有了，患腰膝酸软的人却多了，这很可能是喝多了的缘故。可见凡事都应该有个度，饮也是如此。

在唐代长安风的激荡下，还出现了许多以为歌咏对象的文学作品——诗。作为一种益生饮料，饮不但可以解渴，更可以激扬文思。玉川子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自然不必细说，皮日休、陆龟蒙的《中杂咏》也毋庸多言，释皎然的《饮歌诮崔石使君》、白居易的《琴》诗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诗佳作，单是描写唐长安风的诗作就颇为可观。鲍君徽《东亭宴》：“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写得雍容闲雅。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敬，水淡发香。坐久东楼上，钟声送夕阳。”读来简淡有味；而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王建的《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汤。”则描写了唐代宫廷事；其它如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京兆小斋宽，公庭半药阑。瓯香色嫩，窗冷竹声干。盛德中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皇甫冉《寻戴处士》：“车马长安道，谁知大隐心。蛮僧留古镜，蜀客寄新琴。晒药竹斋暖，捣松院深。思君一相访，残雪似山阳。”韩翃《同中书刘舍人题青龙上房》：“西掖归来后，东林静者期。远峰春雪里，寒竹暮天时。笑说金人偈，闲听宝月诗。更怜兴在，好出下方迟。”李洞：“华山僧别留鼎，渭水人来锁钓船”白居易：“蜀寄到但惊新，渭水水煎来始觉珍”等，都不失为唐代长安诗的佳作佳句。

饮而言道、有道、并因入道，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流传千古而不易，这当然是唐代长安风熏陶的结果。唐代长安不但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中心。其饮之风对我国及邻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譬如日本道、韩国礼等莫不浸染着中国道的影子。饮至宋代已蔚为大观，历元而降至明清时，渐呈衰落之势。明清时期的道往往流传于文人雅士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到了近代，道艺术几乎零落殆尽，使人叹惋不已。笔者饮多年，积累了一些感悟和心得，曾总结出九德、九香、八难、七情、六味、五性、四气、十八功效、道二十四品等结论，也算对文化、道艺术有了少许理解。然而道之事至精至微，如同参禅一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绝非言辞所可解说，以上云云，只是希望有识之士能投身到陕西文化事业中来，乘西部大开发的契机，重现大唐文化风采，重振长安风，归复（回归和复兴）长安道艺术，至于其中得失，还望识者精鉴。

二 长安道在中国道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上面的讨论，长安文化、长安道在中国文化、中国道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陕西是中国文化最初的发源地，而唐长安则是中国道艺术的发祥地。追根溯源，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和地域特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安文化最具独创性和包容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深深根植于三秦大地这块丰美的土地上，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在数千年历史云烟和风云变幻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最具个性和魅力的文化现象——长安文化，在诸如书法、绘画、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乃至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都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引导作用。如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关学”，经明清之际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发扬光大，成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至今仍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文化也是如此。我国”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释皎然《饮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楚人陆鸿渐为论，说之功，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道大行。”这是“道”一词最早见于诗歌及文献的记载。从历史文献上考证，长安并不产，其消费主要依靠各地贡，从而使人们摆脱了具体的种植及加工环节，得以把目光停留在成品的鉴赏及文化、道的研究上来，这也许是长安文化、长安道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吧。另外，唐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彻底开放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陆羽《经·九之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废矣。”是以都城中王公之门所用器多寡来衡量道盛衰的。陆羽的二十四器不但名目繁多，而且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大概只有长安城里的王公权贵们有经济实力购置，有闲情雅致欣赏，至于普通百姓人家，只有“望二十四器”而兴叹了。

自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南移，文化也日渐南移。1987年4月，法门寺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唐代宫廷器，立刻在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使文化研究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法门寺，投向了陕西，投向了唐长安。虽然气象万千的唐诗已在“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歌声中日渐没落，虽然恢弘无比的唐长安城已在胡人的铁骑下荡然无存，但文化的种子仍在，大唐道精神仍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我们满怀希望，只要我们永不放弃，只要我们敞开胸怀，文化、道精神之归复指日可待！

三 法门寺地宫器与长安道

讨论长安道就必须说一说法门寺出土的地宫器与长安道的关系。1987年4月，法门寺出土了一系列精美的唐代宫廷器，包括唐僖宗供养的“槽子、碾子、罗、匙子”一副七事，加上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银盐台、素面琉璃盏托等共计十三件，另有“瓷秘色碗七口”。这些精美的器和其它供养物一样，是用来供养唐密曼荼罗坛场的，虽然是供养品，但仍有着相当高的实用价值。唐僖宗供养的器上还记有墨书“五”字样的款识，“五哥”为僖宗在宫中小名，这些器为他日常饮用品无疑。这也说明道早在我国唐代就已初步形成的事实。所以我个人以为，由法门寺地宫器演绎的道可以归属为法门寺道，具体可区分为唐代皇宫道和唐密道，都属于长安道范畴。皇宫道的具体程序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流传至今的诗文、图画、器、音乐等综合考证，可以想见其程序是相当繁复、场面也是十分壮观的。有歌舞，有音乐，有赏、碾、罗的程序，有取水、煎、分的程序，有供养曼荼罗的仪式，有唐王赐汤给王公朝士及外国使臣的仪式，有奉、谢仪式等。唐密道则随着唐密在中国大陆的失传更无从考证，但从日本东密、台密的有关史料里仍然能感受到唐秘道一些幽微气息。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的情况，法全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饭吃。”后三日，智证大师“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饭”青龙寺属于唐皇室三大内道场之一，当时密宗行人们以饭待客已成为佛门清规，可以想见其风之盛。

另外唐秘色碗的发现也令人迷惑：为什么没有和唐僖宗的“一副七事”一起供养？是出于对宫奉者身份的考虑还是另有原委？秘色碗据专家考证是用来点的，说明早在我国晚唐时已有点法了，而不是起于宋代。那么秘色碗是不是密宗行人供养的？如果是，为什么没有供养瓶？考察中唐以后禅宗僧人日用饮器具，以瓶、盏、托最为常见，这在《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等史籍中均有记载。瓶是用来煎水点或行的，盏也称碗，是用来饮或点的，托也称橐或橐子，是用来承放盏的。所以我个人偏向于秘色盏是唐密宗行人供养这一结论，是否得当，尚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长安道是一个大概念，既有历史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在里面，是在我国文化发展新形势、新情况、新背景下总结提出的，旨在归复大唐文化风采，重现中国文化神韵，把中国文化精神真正体现出来，而不仅仅流于形式和艺术的层面，要向中国道的纵深处深入挖掘，使中国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真正体现出来，如此，则可言道。长安道包括唐代宫廷道、大唐道、文士道、唐代寺院道以及散落于诗文典籍、流传于街巷曲坊的话诀等。法门寺地宫器的面世更加明确了长安道初创于唐的理念，也为我们发掘整理长安道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物质支持，其影响力是巨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