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形成的自然条件

　　中国能形成茶文化，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关于后者，以下有专章论述，在此先谈自然条件。

　　中国是茶之故乡，无论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茶和制茶，都是从中国开始。本来，这已是世界早有定论的问题。不过，人若倒了霉，是你的，人家也会说不是你的。关于茶的原产地之争论便是如此。

　　某种树木原产地的确定，一般说有三条根据，一是文献记载何地最早;二是原生树的发现;三是语音学的源流考证。从这三条看，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无可争议。

　　然而，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古老文明在现代科学面前已明显地相形见绌，什么物种原理，语音学等等，很晚才为知识界所了解。不知原理，自然无从论证。

　　西方人正想贬低中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伏羲、神农、女祸都说成是古埃及、巴比伦或印度的部落酋长。中国人的祖宗都被说成了外国人，一叶茶，一棵树何足道哉!

　　但中国的茶毕竟在世界上名声太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想说茶不是中国原产毕竟要找点根据。1824年，英国军人勃鲁氏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发现了大茶树，从此，便有人以此孤证为据，说茶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如英国植物学家勃来克、勃朗、叶卜生和日本加藤繁等人皆追随此说。他们说判断原产地的惟一标准是大茶树，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印度发现了大茶树，原产地惟一可能在印度。茶学界称这种观点叫“原产地印度一元论”。可是，当中国早已知茶、用茶时，印度尚不知茶为何物。中国用茶已几千年，印度却是从18世纪8 0年代以后才开始输入中国茶种。

　　不孝虑中国毕竟难以服人。于是，又出现了“原产地二元说”，其代表是荷兰的科恩司徒。他认为，大叶茶原种在印度，小叶茶原种在中国。然而，不论印度和中国都是东方，对一向傲气十足的西方人来说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又出现一种“多元说”。其代表是美国的威廉乌克斯，他主张“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这种说法，好比说有条件生孩子的女人都生过孩子一样可笑。理由呢，还是说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

　　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原生茶树报告，中国的确出现很晚。但中国古籍中关于大茶树的记载却很早就有。《神异记》说：东汉永嘉年间余姚人卢洪进山采茶，遇到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则记载：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如果说，丹丘子指示大茶树还是传说，被称为“茶圣’’的陆羽，则是长期对各地产茶情况进行过许多调查研究的，他的记述，应该说也属于“报告”之类了。宋人所著《东溪试茶录》也曾说，建茶皆乔木，树高丈余。此类记述在其他古籍中还多的很。

　　本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大茶树的正式调查报告便更多了。不仅南方有大茶树，甚至北方也有发现。30年代，孟安俊在汀北晋县发现二十多株大茶树，同时期山西浮山县也发现大茶树。1940年，日本人在北纬3 6。的胶济铁路附近发现一棵大茶树，粗达三抱，当地人称为“茶树爷’。新中国建立后，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更发现许多更大的茶树。云南勐海大茶树有高达3 2米的，一般也在1 0米以上。贵州大茶树最高者达1 3米，1 0米以下的更常见。四川大茶树四、五米者为多。其他如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省均有发现。据此，植物学家又结合地质变迁，考古论证，确定我国云贵高原为茶的原产地无疑。

　　中国不仅最早发现茶，而且最早使用。

　　中国浩繁的古籍中，茶的记载不可胜数。当中国人发现茶并开始使用时，西方许多国家尚无史册可谈。《神农本草经>载，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古代“茶”与“茶’’字通，是说神农氏为查对人有用的植物亲尝百草，以致多次中毒，得到茶方自解救。传说的时代固不可当作信史，但它说明我国发现茶确实很早。《神农本草经》从战国开始写作，到汉代正式成书。这则记载说明，起码在战国之前人们已对茶相当熟悉。《尔雅》载：“桢，苦茶”。《尔雅》据说为周武王之辅臣周公旦所作，果如此，周初便正式用茶了。

　　《华阳国志》亦载，周初巴蜀给武王的贡品中有“芳翡、香茗”，也是把中原用茶时间定于周初。茶原产于以大娄山为中心的云贵高原，后随江河交通流入四川。武王伐纣，西南诸夷从征，其中有蜀，蜀人将茶带入中原，周公知茶，当有所据。以此而论，川蜀知茶当上推至商。此时，茶主要是作药用。有人根据《晏子春秋》记载，说晏婴为齐相时生活简朴，每餐不过吃些米饭，最多有“三弋五卵，茗菜而已”。由此而认为战国时曾有过以茶为菜用的阶段。但有人考证，此处之“茗菜’’非指茶，而是另一种野菜。所以， “菜用’’说暂可置而不论。

　　茶的最大实用价值是作为饮料。我国饮茶最早起于西南产茶盛地。周初巴蜀向武王贡茶作何用途无可稽考，从道理上说，滇川之地饮茶当然应早于中原。饮茶的正式记载见于汉代。《华阳国志》载： “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今剑阁)、武阳(今彭山)皆出名茶’’。茶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饮用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由于秦统一全国，随着交通发展，滇蜀之茶已北向秦岭，东入两湖之地，从西南而走向中原。这一点首先由考古发现得到证明。众所周知，著名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有一箱茶叶被发现。另外，湖北江陵之马山曾发现西汉墓群，在168号汉墓中，曾出土一具古尸，同时也发现一箱茶叶。墓主人为西汉文帝时人，比马王堆汉墓又早了许多年。由此证明，西汉初贵族中就有以茶为随葬品的风气。倘若江汉之地不产茶，便不可能大量随葬。第二，此时茶已从由原生树采摘发展到大量人工种植。我国自何时开始人工植茶尚有争议。庄晚芳先生根据《华阳国志》中的《巴志》： “园有方翦、香茗”的记载，认为周武王封宗室于巴，巴王苑囿中已有茶，说明人工植茶可始于周初，据今已有27 0 0多年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尚可商榷。但到汉代许多地方已开始人工种茶则已为茶学界所公认。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说： “西汉有僧从表岭来，以茶实蒙山’’。《四川通志》载，蒙山茶为“汉代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八小株”。这都是说的蒙山自西汉植茶。不过还不是大面积种植。而到东汉，便有了汉王至茗岭“课僮艺茶”的记述，同时有了汉朝名士葛玄在天台山设“茶之圃”的记载，种桓想必不少。

　　汉代，茶已开始买卖，汉人王褒写的《僮约》即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晰己载。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文君当炉，卖的是茶是酒众说不一。不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确实已把茶列入药品。

　　从语音学考察，更说明茶原产于中国。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基本由我国广东语、福建厦门语和现代普通话的“茶’’字三种语音所构成。这也证明茶是由中国向其他国家传播的。

　　谈茶的自然发展史已很多，好像离开了“中国茶文化”这个本题。其实，这只是想说明：在茶的故乡，最早发现茶、使用茶、制茶、饮茶，所以有形成茶文化的自然条件。

　　然而这还不够。中国的特产很多，为什么只有茶形成这样独特的文化形式?我想其中有个重要奥秘，就是茶的自然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师法自然”，“五行协调’’，以及儒家的“情景合一’中庸、内省的大道理相吻合了。茶生于名山秀水之间，其性中平而味苦。茶能醒恼，且对益智精神，升清降浊，疏通经络有特殊作用。于是，文人用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神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中国最早的“茶癖”，不是文人，便是道士、隐士，或释家弟子。人们从饮茶中与山水自然结为一体，接受天地雨露的恩惠，调和人间的纷解，浇开胸中的块垒，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这样一来，茶的自然属性便与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了。所以，中国人一开始饮茶便把它提到很高的品位。

　　在中国，茶之为用，决不像西方人喝咖啡、吃罐头那样简单，不了解东方文化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真谛，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而只能求得形式和皮毛。茶与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旦结合，它的功用便远远超出其自然使用价值。只有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我们才可能深入到中国茶文化的内部。因此，在我们正式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前，便要开宗明义，直接切入这种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