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丁谓、蔡襄都有茶业的实践，又都是能文善墨之人，故两人均写有茶书。丁谓曾于公元999年左右撰《北苑茶录》三卷，记载为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可惜，该书未能流传下来。而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遂于皇祜(1049-1053)中撰写《茶录》二卷，并于治平元年(1064)刻石。 《茶录》全文不足800字，上篇论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焰盏、点茶10条;下篇论烹茶所用器具，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9条。《茶录》所论均围绕斗茶过程，以色香味观照各环节，将民间与宫廷的不同方法及用器进行对比，提出了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其论述的重点，上篇提出茶需色、香、味俱佳，指出饼茶以珍膏油面，于色不利;饼茶入龙脑，夺其真香;茶无好水则好茶亦难得正味。下篇专讲煮水、点茶的器皿、特别强调茶碗色泽应与茶汤色泽协调。追求色真、香真、味真、推崇建安民间试茶的功夫，这正是蔡襄与众不同的锐利眼光。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 《茶录》当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茶艺专著，标志着茶饮提升到了更为艺术化的程度。
宋代茶书虽以写北苑为多，但并不全写建安茶，而是全景式地勾勒当时的茶界，如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王端礼的《茶谱》(1100年前后)、蔡宗颜的《茶山节对>和《茶谱遗事》(1150年以前)、曾伉的《茶苑总录》(1150年以前)、不知编者是谁的《茶杂文》(1151年以前，集古今诗文及茶者名录)以及不知作者的《茶苑杂录》(1279年以前)等等，唯多已亡佚，无法一一知道详尽的内容。
有宋代值得注意的茶书，还有几部。黄儒撰《晶茶要录》(1075年前后)，全书近2000字。黄儒字道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曾办北苑贡茶，在“阅收之暇’’了解建安茶“采造之得失”，特著书分辨建安茶的弊病。书的前后各有总论一篇，中分采造过时、白合盗叶、入杂、蒸礁、腻、艋、麟、渍膏、锵、源沙溪等十目，记载了茶叶品质与气候、鲜叶质量、制作工艺的关系及其原因。如：“初造日试焙，又日一火，其次日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说明当时已认识第一轮采摘的茶叶品质要优于后轮次。再如：茶叶采造“尤善薄寒气候，阴不至冻’’，记述了茶叶加工质量与气候的关系。 《品茶要录》还详细记载了茶叶掺杂掺假的情况及分辨，表明其时茶的制造和评饮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庄茹芝撰有《续茶谱>(1223年以前)，原书虽已佚，但宋嘉定十六年(1223)《赤城志》、明万历《天台山方外志》、清康熙《天台全志>、乾隆《天台山方外志要》、陆廷灿<续茶经》等都摘录其文章。该书称“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并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当是一部记叙天台茶的专著。还有审安老人撰《茶具图赞》(1269年)为第一部茶具专著，配有12种茶具图，并别出心栽给茶具加以职官名号，即：韦鸿胪、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其中有铁碾槽、石磨、罗筛等，只有宋代制造团茶才用得着，明代已不用这些器具，却藉可考见古代茶具的形制。书后有明野航道人长洲朱存理题的数语，并表示： “愿与十二先生周旋，尝山泉极品，以终身此闲富贵也。”唐庚于政和二年(1112)撰写的《斗茶记》，只是一篇40 2字的短文，清陶埏重编印的《说郛》，把这篇短文当作一书收入，实在不能算作一部书的。不过，该文细致地描述了和二三友人烹茶评比的情景，可谓一篇难能可贵的宋代斗茶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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